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巨星的陨落:宋教仁是怎样被刺杀的

2013-03-09 16:11|军事网| 编辑: | 点击: 次 | 我要评论()


  宋教仁是近代湖南的杰出人士,他的一生就像一颗流星,在生命中最辉煌、最灿烂的瞬间戛然而止,给历史和后人们留下了极大的遗憾与想象空间。宋教仁的生命很短暂,遇刺身亡的那一年,他只有32岁,但在这32岁的光阴里,他给历史留下浓厚一笔的同时,又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团——究竟是谁刺杀了宋教仁?目的何在?案件的背后,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真相,这一事件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?这一切的一切,都有待作进一步的揭示。作为开篇,我们不如先回到当年案发的现场。

  1913年3月20日晚上十点左右,上海沪宁火车站外灯光黯淡,在黄兴、于右任等人的陪同下,宋教仁走出候车室,准备登上火车进京。就在众人快走到检票口时,斜刺里突然窜出一条黑影,接着“砰”、“砰”几声枪响,走在队伍前面的宋教仁表情痛苦,他扶着身边的铁栅栏,忍着痛叫道:“我中枪了!”



  事发突然,众人一片惊呼,凶手却是身手敏捷,一转眼便消失在蒙蒙夜色之中。等到大家醒悟过来时,宋教仁已经歪倒在冰冷的地面,双手还紧紧捂着受伤的腰部,鲜血汩汩而出。很明显,凶手的行刺对象非常明确,那就是当晚的焦点人物宋教仁。

  凶手为什么选择这一时刻行刺?要知道,宋教仁此次北上,正有一桩极大的事情要办——那就是进京组阁,并极有可能出任新一任内阁总理。说起这事,还要从上一年的国会选举说起。武昌起义爆发后,在经过反复的战争、谈判和各种各样的勾心斗角与幕后交易后,国内各方势力最终达成协议:清帝退位、孙中山退职、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。在这近半年的风云变幻中,清室完败、革命党虚胜,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系大获全胜。


  但是,袁世凯虽然获得了最终的胜利,但“总统”的前面还有“临时”二字,换句话说,当时的一切只是过渡,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总统,其中最重要的一步,那就是国会选举。

  为防止袁世凯擅权复辟,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时下了三道“紧箍咒”:迁都南京、袁世凯南京就职并保证遵守《临时约法》。为迫使袁世凯就范,孙中山派出蔡元培、宋教仁等人作为“迎袁专使”亲赴北京,但专使团来到京城的次日晚上,曹锟所部北洋第三镇突然爆发兵变,北京乃至北方局势陷入混乱,袁世凯南下就职与迁都之事不了了之。


  好在革命党人还有第三道“紧箍咒”,那就是《临时约法》。按规定,正式的国会选举应在之后的10个月内举行,也就是说,应在1913年2月之前完成。只有在国会选举完成后,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,正式大总统产生之后,新生的民国才能获得世界各国特别是列强们的承认。对此,袁世凯是非常积极的,在1912年8月,临时参议院即通过了《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》、《参议院议员选举法》、《众议院议员选举法》三个法案,以便着手准备国会选举。

  按民国初年的政治构架,国会产生后,除选举新的大总统外,新一任内阁将由国会选举中获胜的政党来组织,内阁总理也一般由获胜的政党党魁担任。由此,国内各派政治力量都在国会选举前卯足了劲,力图在选举中旗开得胜,大展宏图。

  在宋教仁的多方斡旋下,同盟会最终接受这几个党派所提出的条件,同盟会、统一共和党等五党于1912年8月宣布合并成立新的国民党。说来有趣,五党合并大会上,还发生了这样一个小插曲:应国民公党的要求,新成立的国民党将“男女平权”一条取消,参加大会的知名女会员唐群英、沈佩贞等人听后十分气愤,正好主持合并工作的宋教仁就在这群巾帼英雄旁边,话不投机之下,某强悍的女会员竟然一把抓住宋教仁的头发,当场左右开弓奉送了几个大耳瓜子,令会场中的男革命党们为之大骇不已。


  不管怎么说,合并后的国民党队伍空前强大,会上选出孙中山、黄兴、宋教仁等9人为理事,孙中山被推为理事长。另外,大会还选出29名参议,其中包括着名的革命党人胡汉民、柏文蔚、李烈钧、张继、于右任、马君武等人。会后,宋教仁不无得意的说,此后“民国政党唯我独大,共和党虽横,其能与我争乎?”

  话虽如此,梁启超的回归给即将到来的国会选举增加了不小的变数。梁启超是戊戌变法中的大名人,清末即享有盛名,其在国内拥趸众多,后来一些党派如共和建设讨论会、国民协会、共和统一党等团体即在他的策划下合并成立民主党,一时间形成国民党、共和党、民主党三足鼎立之势。

  辛亥革命后,原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和黄兴刻意淡出政坛,代理党务的宋教仁却异常积极,他在10月中旬后离京南下,前往各省布置国民党的选举事宜。在宋教仁的努力下,国民党在各地的选举动员会开得非常成功,特别是宋教仁的演说更是极具魅力,吸引了诸多的民众前来听讲。

  事实上,前来聆听宋教仁演说的除国民党员、新闻记者和普通民众外,也混杂着北京派来的探子。每次宋教仁演说完毕,袁世凯总能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国民党的最新动向。有一次,宋教仁在演说中说:“我们此时虽然没有掌握军权和政权,但世界上的民主国家,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。所以,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。我们要在国会中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,进而在朝,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;退而在野,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,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;应该为的,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。”

  宋教仁的这段话深刻揭示了民主政治中关于立法权至上、权力制衡的真谛,他试图领导国民党夺取国会选举胜利并组织完全政党内阁的想法,称得上是教科书式的经典范例。据说,袁世凯听到这段话后很不高兴,他对身边幕僚愤愤然地说:“宋教仁还想组建政党内阁吗?何以相逼如此之甚也!”

  袁世凯是北洋系的开山鼻祖,北洋军即由其一手打造,但在慈禧太后死后,新上台的摄政王载沣将他一脚踢回老家养病,如果不是武昌起义的话,他极可能终老林下,毫无作为。但在辛亥之变中,袁世凯借机东山再起,将清廷与革命党玩弄于股掌之间,并最终攫取了革命成果,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。

  袁世凯虽然是新派人物,但底子是旧官僚,对于革命党人在《临时约法》中所主张的内阁制,他既不理解也不赞同,他曾不止一次地对身边人说:“总统、总理、总长,三个都是‘总’,可到底谁说了算?”对于民初政治体制中的三权分立、权力制衡,袁世凯更是感到极不适应,他手下一位要员曾“精辟”地大发牢骚:“民主就是无主,共和就是不和!”

  尽管有种种不满,但由于民国刚刚建立,袁世凯也不敢公然推翻《临时约法》,他也需要通过选举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。各方努力下,民国初年的选举运动开始如火如荼的在全国各地逐渐上演。

  1911年年底,宋教仁回到桃源老家为母亲祝寿。由于选举日趋白热化,宋教仁顾不上与家人共度春节而于1913年2月1日离开家乡来到武汉,以指导国民党在各省的选举工作。在宋教仁的主持和积极奔走下,国民党在第一届国会选举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。

  当年3月,选举结果揭晓:众议院议员596人中,国民党当选269人;参议院议员274人中,国民党当选123席。换句话说,在参、众两院870议席中,国民党占392席,约45%的比例,虽然没有获得超过半数的绝对优势,但他们所占的议席数已远远超过了其他政党,即使共和党、统一党和民主党三党联合,也不足以抗衡。

  国会选举的胜利令全党上下一片欢腾,宋教仁也是十分的激动。在他看来,胜利的曙光已在眼前,组阁的梦想即将实现,他将登上历史的大舞台,从在野的党魁进而在朝掌握权柄,与袁世凯展开宪政轨道上的较量。但是,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,一个可怕的阴谋已经张开,巨大的危险正向他慢慢逼近。

  再回到宋案现场。宋教仁中枪后,身体歪倒在旁边的铁椅之上,左手还紧紧地捂着受伤的腰部,等到黄兴、于右任等人赶到时,宋教仁已经痛得站不起身,而凶手却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察看了宋教仁的伤势后,黄兴等人一边组织人员报警追凶,一边派人就近寻找车辆。所幸的是,车站外停车场上就有一辆汽车,于右任等人慌忙将宋教仁扶上汽车,并令司机以最快的速度送往临近的沪宁铁路医院。

  等到医院后,宋教仁早已是奄奄一息。经医生检查,子弹是从背后击入并斜穿到腰部,肾脏、大肠均被击中,由于伤势严重,院方认为必须开刀才有希望获救。为争取时间,宋教仁于凌晨12时30分送入手术室开刀,一番努力后,医生用钳子从小腹处取出子弹,但令众人意想不到的是——子弹上竟然有毒!

  手术完成后,宋教仁脸如白纸,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,随后呻吟着对陪护在旁的于右任口授遗嘱:一是将他在南京、北京及东京寄存的书籍全部捐入南京图书馆;二是他家中一向贫寒,老母尚在,希望黄兴及各位友人在他死后代为照料;三是诸位同志要继续奋斗救国,勿以他为念而放弃责任。

  说完这番话后,宋教仁痛苦至极,他一会双手抱肩,一会合成十字,似乎有说不尽的苦痛,旁边一班送死的友人,也都为之恻然落泪。在与黄兴等人商议后,院方决定对宋教仁进行第二次手术,把肠缝补清洗并取出食物及污血。这次手术后,宋教仁的伤情更加恶化,不尽的痛苦当中,他还呻吟着说:“我为了调合南北,费尽若心,可是造谣者和一般人民不知原委,每多误解,我真死不瞑目。”

  令人无语的是,宋教仁临终之前还请黄兴代笔致电北京,向袁世凯报告被刺经过,电文大意是:我于本夜乘车赴京时,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让被奸人从背后开枪,子弹由腰上部射入腹下部,势必至死。想我自受教以来,即束身自爱,从未结怨于私人。如今国本未固,民福不增,遽然撒手,死有余恨。希望大总统能开诚心布公道,竭力保障民权,让国家有确定不拔之宪法,则我虽死之日,犹生之年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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